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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適的學習型文明(1999/08)

  九0年代興起「學習型組織」或「智識管理」等等方面的探討熱潮。

  其實胡適等人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,其真義為採取尼采的”重新估定一切價值”(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),是更廣義的社會、文明之改造。因此,胡適的模式是可以從「組織與學習」的角度來研究的。我們可以從《胡適口述自傳》的第八章<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>來了解它。下述是他為”中國文藝復興運動”所下的定義(用企管的術語,叫做目的說明書(Purpose statement)

 「通過嚴肅分析我們面臨的活生生的問題;通過由輸入的新學理、新觀念、新思想來幫助和解決這些問題;通過以相同的批判的態度對我國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,我們這一運動的結果,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明來。」

  他在第十章又說: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:

  1. 研究問題,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;
  2. 輸入學理,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做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;
  3. 整理國故;〔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,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〕
  4. 再造文明,這是以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。

  有意思的是,人們大約每隔十年,在海內、外,都會對這一活動實施改頭換面的新訴求(例如蔣介石的「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」)和學術性評估研討。而關於中國的轉型,究竟是要考慮「生產方式」或只就文化而言,這仍是見仁見智的。

  我們如果從「學習的共同體(learning community)」的觀點,來談胡適的「師長、朋友、文章」在中外學術、文化、教育界、政界、產業界等的互動,就是一首「學習型文明」的史詩。我們可以談談這個共同體價值觀的建立,做人處事(立德、立言、立功)風格的建立及其績效(成績單)。

  我們也可以就他們所提出的問題,追蹤並了解其進程。當然,這牽涉到海峽兩岸廿世紀的文明總評估,工程浩大,但卻是應該做的,而且可行的事。

  不過,我們別忘了我們的議題的基本假設或許可能有根本的瑕疵,因為要將「學習」要從個人推廣到組織、社會,很可能因為太複雜而流於空泛,正如許多人不信「總體經濟學」或「組織學習」般(很難印證)。我的意見是這一假設,或可以給我們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。從學術上看,這是一大膽的假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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