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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福爾摩斯兼法官──《水經注案》鑽研(1999/11)

  要全面了解胡適人格何思想,必須談胡適花了後半輩子功夫,鑽研世界各地版本的《水經注》,六十餘萬言的著述/手稿。像我們這種外行人,即使看熱鬧,都該也些同情的了解。

  甚至許多「胡適之的朋友」,也沒辦法諒解或了解胡適的努力。像唐德剛在《胡適口述自傳》的註中,多處詳說:

 「……可是正當杜威之學走向一個新階段之時,他底東方第一大弟子卻大開其倒車──到處宣傳其早已與時代脫了節的,停滯在『訓詁』、『校勘』階段的『治學方法』;他雖然自己滿口『自由、民主』,而每日埋頭鑽研的卻是一部支離破碎的『水經注』!天下事之『不調和』者有若斯者乎?……

──《胡適口述自傳》唐德剛譯注,傳記文學出版社,P.139,1981年1月

  其實,我們大部分的人都以為搞學問有所謂的「大題目」,要在那些方面有石破天驚的立論,才算有成就。這是弄不清楚科學的本質何胡適心路及思想發展的邏輯,只要本著科學精神去「大膽假設」,尤其去「小心求證」,萬事萬物皆科學。科學更要點點滴滴努力累積,不計世俗功利及喜好,但求真理。

 「……胡適晚年考證《水經注》,固然是為了平反他所崇敬的戴震的冤案,但也蘊含其他原因。他在一九四四的日記中說:”我從研究《水經注》大疑案,領悟到中國向來的法堂審案的心理成見是不利被告的。中國人的心理是空穴來風,必有所自。”他認為中國法庭的證據法問題與人權保障有關。雖然中國有疑罪維輕、從寬發落的名言,但仍使從寬發落的人終身不能洗刷冤枉。他主張中國法理學應向證據法方面發展,曾多次與人討論這一問題。一九四四年九月曾與劉全昌談此意。十月又與武漢大學就受葛揚煥談此意。他問葛:”今日中國訴訟法的根據是什麼?”葛答:”是所謂自由心證。”胡適這一研究是很有意義的。如果談到胡適晚年對《水經注》的研究興趣,而不注意這一點,那麼對他的理解就不全面。……」

──《青園論學集》王元化,上海古籍出版社,P.624-625,1994年12月

  胡適一向認為判案和考據是科學的,所以能把許多學術公案會診一下,就是科學的認識。讀者或許了解西方用統計方法推論、判斷「作者為誰」,已成為「制式化的學問」(例如據云為新發現的莎士比亞作品,如何用字彙頻率等方式去判斷)。胡適及考據先賢們很早就了解這了,只是他們沒有電腦協助分類(這點苦功夫可替代),沒有統計理論作方法論基礎,但他們具備更了不起的人腦專家系統。例如胡適很早就知道《紅樓夢》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作者是不同的。他早期作《「易林斷歸崔篆」判決書》(1941),也是這方面的表現。

  許多人都用湯用彤教授利用《高僧傳》等資料「小心求證」,終於打通中國思想史中佛教部分的任督二脈而有成。其實,胡適在思想史部分的貢獻也大多被輕估了,尤其是胡適在《水經注》上下工夫的心意,其實就是他的學術遺產、遺言。費海璣先生在《漢學反哺集》(商務)中對《胡適手稿》第一集下過功夫,為我們整理出胡適在戴東元辯誣時所採用的「羅素方法」,以及他們如何在「程朱戴胡(適)」中找出「中心價值系統」:胡適在這些方面的功夫,是重視人格、尊嚴和社會正義的,也是「中國文化史」智慧累積必要的功夫(這是胡適自稱為酈學家──它攸關國民經濟生活變遷,作為史的更大學問)。費南璣先生直把胡適在「戴震三案」中所作「代駁辯」比成柏拉圖不朽作品Apology。我是這方面的門外漢,只能拾費先生的牙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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